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，当代**哲学家、哲学史家，指出当前的国学热是中华文化复兴初级阶段的文化标志。。。

陈来，祖籍浙江温州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当代**哲学家、哲学史家，新****个哲学博士。他师从张岱年先生、冯友兰先生。2009年11月1日正式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。

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，曾盛极一时，国学四大导师奠定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。随着他们的离开，国学研究院也像流星般逝去。

19世纪20-40年代，冯友兰先生与张岱年先生两位哲学大师先后来到清华园任教，他们在园子里著作立说、传道解惑，确立了清华在人文研究领域的地位。

“国学研究”就其内容而言，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。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传统，正是来源于这两脉：一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，另一脉则来源于冯友兰、张岱年等开创的“清华学派”。

如今，这两脉的衣钵同时汇集到了一个人身上：他就是陈来。

陈来，清华复建文科后国学研究院的**任院长、新****个哲学博士，这位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少有的集大成者，正沿着先贤的文脉，追寻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意义，为信仰缺失的当代中国寻求文化中“共同的根”。守望传统的价值，也成了这位“新儒者”一生的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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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

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80年前，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，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四大导师让这个学院成为学术神话。

当年，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，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。在清华学堂里，国学研究院一若传统书院，有**教授，充足的生活和图书资源，具有让学生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的理想环境，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。

陈丹青2001年在清华任教时的作品《国学研究院》，从左至右是五位中国最**的国学大师：赵元任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。

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，梁启超随后病逝，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，想要聘请章太炎、罗振玉又未果。1929年7月，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。

然而，就在短短4年中，国学院毕业学生近70名，其中50余人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**学者，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。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清华园延续，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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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归

位于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侧的立斋少有人来。这个修建于建国初期、被誉为“清华八斋”老式三层红砖楼外，一直挂着“应用超导研究中心”、“马克思主义学院”两块牌子。

2009年11月1日，一块铜制的新牌“国学研究院”挂了上去。80年后，清华大学第二次成立国学研究院，在此之前，国学热、传统文化热已在中国再次兴起。此时，全球化早已莅临中国。

新的国学研究院，参照的是哈佛燕京社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建制，不以教学为主，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，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，侧重研究导向。新的国学院以“独立之思想，自由之精神”为传统；以编纂刊物、丛书，举办讲座为形式。国学院设五个国学研究领域的教授主持讲座，分别是：、、、和。

2013年，国学研究院迁址到了老清华学堂217室。国学院回到了自己最初的“精神栖居地”。

“一楼挂的照片，大部分都是国学院的照片，所以我们每天走过去的时候，都会经过四大导师的照片”。每日踩着大师的足迹，在清华园中最漂亮的建筑中从事着国学研究，这种历史的传承，让陈来感到欣慰而又自得其所。

“那时候会突然觉得，这个地方，好像就是我们应该在的地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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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学派：将清华传统带进北大哲学系

在陈来的学生生涯中，他曾分别追随过两位哲学大师：冯友兰与张岱年。清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确立地位，这两位哲学大师功不可没。

1985年冯友兰、张岱年合影

1928年，清华改制为大学，冯友兰先生来到清华园。他在30年代前期先后出版的《中国哲学史》上下册，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典范之作。1936年，张岱年先生完成了他的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，这部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体系的专著，与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一起，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从体系问题到历史发展的现代建构。

两位先生先后在清华的中国哲学史教学及经验，作为清华学派的代表，是我国现代中国哲学史教学的典范。

1952年后，清华哲学系整体并入北大，但此后的发展表明，清华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在北大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、丰富和发展。

此后的北大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，先是以冯友兰先生为主导，后来以张岱年先生为主导，朱伯崑先生也发挥了中坚的作用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52年以后北大的中国哲学教研，是以清华传统为主导的。

清华中国哲学研究的传统在北大得到了光大和发扬，也成为新中国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的主流方向。80年代以后，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提到议事日程，冯先生和张先生还始终关怀着清华哲学的重建。

而曾先后师承冯友兰与张岱年的陈来，正是在“清华学派”的滋养下，逐步开启了他的国学研究新视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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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承：冯友兰为他命字“又新”

1985年9月，陈来开始给冯友兰先生当助手，协助他完成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写作，一直到1990年冬冯友兰先生去世，陈来一直伴冯友兰先生左右。

“冯先生有三级助手，有记录、念报的，有找资料的，我是帮助看稿子的。”陈来在《山高水长集》中回忆道。那段时间，陈来每个月通常会去北大燕南园57号的家中两次，讨论书稿，聊一聊对哲学的新看法。

“1988年夏，有一天我跟冯先生说，请您有时间给我命个字吧。”聊起追随冯老的故事，“命字”一事最让陈来感佩。

古人有名有字，名是出生后父亲所起的，男子的字一般是二十岁加冠时所取，读书人则由老师来命字。命字是一种文化，命字不仅要与其本名有关联，传统的儒者还要把对被命字者的德行与未来人生的期许包含其中。

冯友兰为陈来命字“又新”，并附上古体文释义《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又新说》。

由于冯先生晚年目盲，已经不能自己写字，所有文章都是由他口授，由助手写录下来。这篇文字的原稿就是由助手用原子笔在400字的小稿纸上写就的。陈来日后找了一位书家朋友，把冯先生这篇文字用楷书写出来，挂在墙上，以为纪念。

“又新”二字，也成为陈来此后近40年用来学术鞭策的指针，在国学研究中不断求新、传承与坚守，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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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望传统：回应儒家哲学的挑战

20世纪以来，儒家文化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、社会生活、精神生活中开始逐渐退场。传统文化要不要坚守，应当坚守什么，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化难题。

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陈来就主张“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”。陈来被认为是“文化保守主义”的代表，他也并不反对这样的定位，但也表示这并不是他思想的全部。

“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挑战，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挑战”。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，儒家的回应以熊十力、梁漱溟、马一浮、冯友兰等人哲学体系的出现为代表。这些现代儒家哲学家（也称新儒家）的工作表明，这个时期建构性的、新的儒学出现了。

而提到陈来，不得不提到《仁学本体论》。这部著作，深入反省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冯友兰、熊十力、马一浮、梁漱溟等的儒学形上学的基础上，建构出自己的儒学形上学理论，也是陈来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**印证。

曾有学者评价，“仁学本体论值得关注的重要原因，是它代表了儒家哲学在当代的一种登场方式。”鲁迅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说：“从二十世纪的开始，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。”确实，儒学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，虽然依然在场，但身份从主宰者变为了受审者。

陈来先生的研究，正是在新的时代观照下，寻求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意义，探索儒学中的新知。

用他的话说，以“哲学的回应”为儒学主要存在方式的时代到来了。

转载自清华研读间

3月27日（周日）19：00，国学家陈来在新清华学堂发表公开演讲：“守望传统的价值”，这也是格非专场后，清华大学“人文清华”讲坛的第二场活动。

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什么，他认为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什么，作为一个国学研究的传承者，他又是如何守望传统的。儒学发展到现在，又会衍生出哪些“新知”。